特别报道
回眸“新民滩疫情”
时间:2021-07-22  来源:今日高邮  作者:□ 陈其昌

1950年春夏之交,新民滩遭受到一场空前的劫难:遍及全滩的血吸虫病急性感染5257人,死去1613人,死绝45户,遗弃孤儿91人,病患死亡率达25.39%。 当时有一首民谣云:“女不受孕男‘怀胎’,臂膀瘦得像芦柴,走一步来歇两次,一张木凳两人抬。”突发的疫情,震惊全国, 引起了各级党委政府以及卫生界的严重关注。党中央和政务院特派政务委员邵力子老人来高邮新民乡看望灾区人民,并在邮中礼堂召开大会,传达党中央的声音。

疫情肆虐新民滩

1950年6月的一个晚上,新民乡村民夏有山的儿媳韩小兰死了。夏有山的哥哥夏有富一家四人,在一个月内也死了。夏有山吓得逃到外地再也不敢回来。后来,他的儿子也死了。村民邵大力在世时,不知为多少人送葬,他死后,因为儿子先死了,竟无人知晓。村民曹永山是“浪里白条”一样的硬汉,连土匪也不惧怕。可是,一个月内,他全家五人死去。不久,他自己也死了,成了“死绝户“。有一位老大爷,依偎在大树下休息,一直不动,有人向他问路,走近一看,发现老人已死。有一个小孩,早晨起来正常,还喂鸡食,中午突然倒下再也没有起来。如此实例,不胜枚举。

疫情肆虐,病魔猖獗。高邮城南运河西堤新坟垒垒,薄皮材、芦菲卷狼藉,运东十里都能闻到一股尸臭。新民滩上每家每户门口都挂上了红布条、招魂幡,可是仍然挡不住疫情蔓延。有些反革命分子乘机造谣,形势十分严峻。

八方支援抗大疫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疫情发生后,高邮迅速投入抗疫行动。同时,各地纷纷组织医疗队前来支援。

热血青年张廷猷于江苏医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在淮安工作。他身在外地,却一直关心家乡的疫情。回到高邮后,他根据县政府意见,立即派出两名医工,率先前往滩头查病人、验大便、捉钉螺。当年20多岁的林翔就是其中之一。他曾告诉笔者,新民滩上一些庄基较高的村庄像一个个绿色的小岛,这样的岛屿有上百个。走到这些地方一看,许多村民骨瘦如柴,却又肚大如球。林翔惊呆了,强烈的责任感、紧迫感促使他进一步深入疫区查个究竟。当时,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捉钉螺或化验大便,在一个牛脚窝塘,就可捡到二两多重的钉螺(血吸虫病的中间宿主);许多村民粪便镜查结果都是阳性。那时,县卫生院只有一台显微镜,医疗条件十分艰难,他们需要每天来往于县城与滩头之间。

1950年8月4日,华东军政委员会下达了“综合生产、发动群众、全面防治、重点治疗、控制发展”的指示,队长马震带领苏北防疫大队一行21人,来到高邮指导防疫抗疫。一下船,他们立即着手为病人治病。次日,全面展开抢救,一个个奄奄一息的病人很快得以康复。有一个小孩叫孙红网,治好后还入伍当兵。

1950年8月20日,中央防疫大队、华东预防十一中队、苏北血吸虫病防治站、泰州专署血吸虫病防治指挥所等单位又派人来到新民滩支援。至当年年底,新民乡总计收治病人2877人,治愈1017人。其中,苏北防疫大队共治疗病人1670人,治愈689人;泰州防疫队治疗病人290人,治愈57人;高邮卫生院治疗病人341人,治愈175人;高邮社会医生治疗病人576人,治愈96人。

中央医疗队的一位姓彭的主治医生,工作严谨,生活简朴,睡的门板半边高半边歪,高邮的同志要他调换,被他婉言谢绝。一位大城市司法部门的专职医生,已近天命之年,主动放弃“薪水制”,与同仁一样拿“供给制”,毫无怨言。他对年轻医工说:“像这样的行动,你们今后还会遇到,我可是来一回是一回,必须全力以赴。”当时,药品供应不足,人血浓于水,救人如救火。高邮卫生院的医工缪桂正、戴润之自告奋勇,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自制药水,一批批“吐酒石”保证了十个工作组的用药。缪桂正与病人心心相印,可他自己也是一个血吸虫病人,但他为自己治病从未“正正规规”。

经多方支援,新民滩战疫终于取得阶段性胜利。后来,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在一份报告中,将新民滩疫情通报全国。这充分说明了血吸虫病比任何慢性病都要严重得多,有的人即使治好了,但病情对肝部造成的损害却是长期的。汪老笔下的小英子(人物原型王秀英),于1952年在界首感染此病,先后打了21针,终于康复。然而,1996秋季,她却因肝部损伤而去世。

防疫防汛两手抓

就在新民滩发生血吸虫病疫情的同时,暴涨的洪水又使千疮百孔的运堤岌岌可危。时任县长的冯坚、副县长吴越为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带领一批干部始终“钉”在抢险保堤的第一线。

新民滩疫情严重,防汛同样刻不容缓。从县领导到有关乡村干部都心系新民滩,积极响应上级的动员令,时刻关注疫情、汛情变化,一边抢救危重病人,一边发放救济物资,做到抗洪与防疫两手抓、两不误。

当时,县府秘书召建农还代表县政府与乡里干部群众签订了《新民乡干部群众血吸虫病防治公约》,得到各界人士的称赞。公约第一条就是“要使家家户户大人孩子,都晓得血吸虫病是我们的死敌,是‘追命虫’”!这一公约上报各级领导,得到首肯。这也是全省第一份抗吸血虫病公约,道出了医工、专家的心声。时任卫生部部长崔义田早新民滩视察时,高度赞扬了高邮防治吸血虫病取得的成就,也及时指出了疏忽的地方。

时任县委书记夏雨带领机关干部、职工、学生1万多人,进入新民滩开展人工捉钉螺(自带干粮和水)。经过七天连续作战,共捉得钉螺4868斤。我的同学郑桂棠为此写了一篇报道,刊登在《中国青年报》上。

1951年,高邮县政府调拨16万斤大米,救济灾区,重点救济新民乡。1952年8月,时任车逻区委书记徐进请示县委调运2万斤大米救济新民滩灾民。

毛主席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指示后,高邮又展开了一场治水、灭螺相结合的大会战。全县25个公社、25000多名干部群众,在新民滩安营扎寨。当时,工棚相连,舟楫相接,人流如龙,号子震天,“人海战术”铸就了一个全新的新民滩。时任县革会副主任查长银一心扑在新民滩的血防、水利工作上。除夕,他顾不上节日休息,乘小轮船从湖西出发,去防洪大圩检查工作,看望民工,与干部商讨下一步规划。多年后,他回忆起在工地的除夕之夜时感慨道:群众自有回天力!”

从1950年到1976年,新民滩共查出病人4122人,治愈4020人。1990年6月,国家卫生部部长陈敏章等领导视察湖滨乡时,对高邮血防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题词:“高邮人有志气,坚送瘟神志不移。”

昔日疫区变景区

高邮为了送“瘟神”,采取了多种方法,或用履带拖拉机灭螺,或烧荒灭螺,或种植小麦、油菜灭螺,或养鸭子吃钉螺(高邮麻鸭不怕感染),或放养牛羊灭螺,或用矮圩浸药灭螺,等等。最终,矮圩浸药灭螺获得成功,钉螺死亡率达百分之百。到1976年,新民滩基本消灭血吸虫。在查病治病方面,因为有了新药,治疗效果更加明显。

1996年3月,国务院血防工作试点县考核验收组到高邮实地检查,对高邮血防工作的成果给予肯定。同年6月,在全国8个试点县(市)考评中,高邮总分名列前茅,被评为一类县(市)。1997年,高邮被授予全国血吸虫病综合试点一等奖,并创成消灭血吸虫病达标市。2017年11月8日,对照国家标准,经严格核查,高邮达到血吸虫病消除标准。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若问瘟神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毛主席见报载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欣然命笔写下七律《送瘟神》,道出了白衣使者和灾区人民的心声。

2004年,高邮血防工作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按照上级要求,高邮继续以湖滩查灭螺为重点,实行科学防治,综合治理,并进行经常化、制度化的检查和考核,以防止疫情螺情的反复。

这里,我们不应忘记为血防工作奋斗一生的徐健生以及邵正斌、翟慕桥、赵荫槐等人,他们为此项工作付出了青春和才干;也不能忘记那些后来者陈业军、高金彬等人。

经过70多年的努力,曾经经历过“人虫大战”的新民滩现在已变成赏心悦目的湖上花海,真是沧海桑田!

高邮市新闻信息中心 今日高邮版权所有

苏ICP备 05016021号